高齡少子化是不可逆的自然法則，但如果推進太快會對社會帶來較大沖擊，政策引導的目標就是使它平緩變動，不要太劇烈。

中國是世界人口大國，人口問題始終是我國面臨的全局性、長期性、戰略性問題。

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，要優化人口發展戰略，建立生育支持政策體系，降低生育、養育、教育成本。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，發展養老事業和養老產業，優化孤寡老人服務，推動實現全體老年人享有基本養老服務。

去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再次聚焦人口政策。會議提出，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，適時實施漸進式延遲法定退休年齡政策，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少子化。

國家統計局今年1月公布的2022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，2022年末全國人口比上年末減少85萬人，全年出生人口956萬人，死亡人口1041萬人，自然增長率為-0.60‰。這是中國人口近61年來首次出現負增長，人口走勢的拐點悄然而至。

完善生育支持政策有哪些抓手？中國人口邁入負增長時代會給社會經濟發展帶來哪些變化和影響？中國的人口紅利是否已經消失？

圍繞這一系列問題，《每日經濟新聞》記者在全國兩會召開前夕，對全國政協委員、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賀丹進行了專訪。

 

人口負增長并不意味著人口紅利消失

 

NBD：中國人口在2022年出現了近61年來的首次負增長，未來人口變化的趨勢會是怎樣的？人口減少幅度會不會進一步擴大？

賀丹：當前我國人口出現負增長符合人類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，也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。目前幾乎所有發達國家都在經歷人口負增長。從全球來看，這是一個總體的趨勢。

 

2022年，我國人口較2021年減少85萬人，為61年來首次人口下降 數據來源：國家統計局

 

我想分享的第一個觀點是，人口負增長是大的趨勢，是不可逆的。但我們可以通過政策的干預，讓人口下降的速度變得慢一點。實際上，人口老齡化包括高齡少子化都是人類文明進步的結果。

其次，對于中國這樣的人口大國來講，人口負增長標志著中國進入了人口發展新的階段，人口結構性的矛盾更加突出，比如人口年齡結構、人口空間分布、勞動力就業結構等，這也都是中國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要解決的重點問題。

第三，近年來，我們觀測到，中國人口的變動規模逐步降低至100萬以內，也就是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相差在正負100萬人以內，我們稱為步入“零增長”區間。人口波動是很正常的現象，零增長區間內也可能會有小幅的波動。但可以確定的是，人口確實走到了一個負增長的通道，未來，負增長的趨勢可能會延續下去。

 

NBD：有觀點認為，伴隨人口負增長這一拐點的到來，我國人口紅利已經消失，對此您怎么看？

賀丹：人口是基礎性、長期性、戰略性的影響因素，但又不是決定性因素，長期來看真正能發揮作用還是要依靠政策、制度和環境等要素。

 

從人口學的角度來看，人口年齡結構比較有利時，即勞動年齡人口占比高，撫養比低于50%，是收獲人口紅利的窗口期。

在這一階段，勞動年齡人口比較豐富，而被扶養人口數量相對較少，從而也是最有利于社會經濟發展的。如果勞動力資源得到充分的利用，就能產生額外的紅利。

但人口負增長并不意味著人口紅利的消失。總體來講，2030年前后，我國都將處于人口紅利的窗口期。只不過隨著撫養比的上升，人口紅利的空間在逐步縮小。

面對人口紅利空間縮小的趨勢，我們必須充分利用人力資源，人力資源不僅僅包括人口數量，還包括人口素質、健康素質、教育素質、文化素質等。人力資源的開發是支撐國家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、長期健康發展的一項重要資源。

除了人口紅利的概念以外，大家也創造了很多新的觀點，比如人力資本新紅利、人才紅利，還有老齡人口的二次開發產生的第二次人口紅利等概念。所以，人口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基本面還沒有改變。

 

2022年，我國新出生人口滑落至1000萬人以下 數據來源：國家統計局

 

地方政府的生育支持政策不能只盯著二孩和三孩

 

NBD：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，要建立生育支持政策體系，這個政策體系應當包含哪些方面？填補哪些空白？

賀丹：這個問題也是我們研究的重點，建立生育支持政策體系的主要目的是切實降低生育成本。

 

生育養育成本，是一個非常大的課題。在學習黨的二十大報告精神的過程中，我能感受到國家重大戰略的轉變，以人的發展為中心，以促進家庭和諧幸福為中心，這是我們國家發展理念的轉變。

另一個就是發展戰略的轉向。過去幾十年，國家重點解決的是人口增長過快的問題。而現在，我們面臨的是人口老齡化、高齡少子化的挑戰，中國的人口政策發生了重要轉向。而生育支持政策也面臨整體性、系統性重塑。

我個人認為，生育支持政策首先要有核心制度的構建。

生育支持政策的范圍比較廣泛，與教育、經濟、稅收、民生保障、家庭、婚育等多方面有關。因此，我們需要構建一些與生育密切相關的核心政策，能夠直接聚焦不敢生、不愿生、生了沒人帶等問題。

第二個方面是生育保險的問題，我覺得要把它擴大為生育保障，成為解決女性就業的制度支撐。

生育保障不能靠喊口號，而是要有真金白銀，要有基本的制度安排。生育保險這樣的制度安排，就是為了解決女性生育期間，除了醫療費用之外，生活津貼和生育津貼的問題。

第三個方面是嬰兒的照顧問題。大城市的托育機構需求非常旺盛，那么農村地區怎么辦？嬰幼兒早期發育有差別，城市里是過度育兒，而農村則缺乏正確的育兒理念和經驗，走向另一個極端。

我們需要意識到，0至3歲是一個孩子一生中大腦發育最佳時期，也是培養安全感的時期。在這方面家庭育兒的指導，我們國家要形成制度安排，確保每一個孩子都能獲得精心的養育。這些核心制度的安排是一個框架，還需要結合經濟社會政策，制度環境和文化的營造。

除了政策體系外，治理體系也非常重要。這些制度怎么去落實，通過什么樣的工作機制落實國家的相關政策，特別是價值觀念的引導和文化氛圍，這些都是需要補齊的短板。

 

NBD：您剛提到建立生育支持政策體系，我們注意到，一些地區針對二孩、三孩確實設立了生育津貼，但也有人覺得補貼力度還不夠大。如何真正破解不敢生、不愿生的問題？

賀丹：部分地區對二孩、三孩給予生育補貼、生育津貼等當然是好現象，一定程度上能夠減輕家庭養育的負擔，但還解決不了根本問題。

 

比如我剛剛提到生育支持政策體系，最核心的基本制度共建，短期內可能難以見效，但我們要有耐心，長期的制度構建非常重要。

面對人口結構的重大演變和調整，我們國家的生育支持政策從無到有，首先要鞏固和擴大它的覆蓋面。同時，要鞏固和完善政策的功能。

比如托育服務剛剛起步，我們能否將其納入基本公共服務的范圍，讓每一個孩子都能均等地享受到高質量的養育。優質而廉價的基本服務，我認為非常重要。

另外，我想借此提一個建議，地方政府的生育支持政策不能只盯著二孩和三孩，一孩太重要了，這直接影響到青年人的養育體驗，以及再生育的決策。通俗地說，養育一個孩子都不容易，為什么要生二孩、三孩呢。

 

建議加大對0-3歲嬰幼兒服務的財政投入

 

NBD：去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，要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少子化。您認為能否通過政策干預緩解高齡少子化？

賀丹：高齡少子化是人口和經濟社會互動的一個必然規律。近年來，我國人口預期壽命不斷延長，高齡人口不斷增加，但育齡婦女總數在減少，生育意愿也在降低。

 

生育決策是一個理性的過程，對個體而言，人們通常要考慮現在生育是不是合適、能不能負擔得起、能不能承擔養育孩子的壓力。

高齡少子化是自然法則，是不可逆的。因為它與工業化、現代化發展進程相伴而生。盡管高齡少子化不可逆，但如果推進太快，經濟發展、社會服務體系以及生活方式可能都會難以適應這樣的變化，就會對社會帶來較大沖擊。

因此，政策引導的目標就是使它平緩變動，不要太劇烈，讓個人和家庭對這一現象有一個適應的時間，進而使經濟社會制度建設以及社會保護制度建設能有更長的“窗口期”。

 

NBD：從政策干預和引導層面看，如何緩解當今社會高齡少子化的問題？

賀丹：除了生育支持政策體系，我關注的另一個領域就是家庭友好型社會的創建。

 

中國社會目前經歷的是人口轉變和家庭變遷的雙重變化。要應對高齡少子化的挑戰，我們必須關注家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困難，政策的導向應該關注家庭，提高家庭的發展能力，支持家庭養老撫幼的功能，讓家庭為個人提供更多支撐，讓一些優秀的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理念互相融合，培育出符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新的家庭文化，比如代際支持、性別平等、家庭責任共擔等。

另一方面，人口結構的變化對教育資源配置也提出了更高要求。根據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人口決策大數據實驗室預測，到2035年，我國0~17歲低齡人口存量將比2020年減少1億人，屆時教育資源支出會發生很大的結構性變化。優化教育資源配置，需要前瞻性考慮人口變動的趨勢。

未來，我希望在加大對家庭和教育投入方面能夠有更多的支持。特別是0~3歲嬰幼兒的照顧方面，原來是空白，現在仍存在短板，財政投入還比較少。希望以后有更多的財政資源來加大這方面投入。

另外，對標發達國家，我國在人力資本和人力資源方面仍然存在差距，尤其考慮人口存量的話，這方面差距還比較大。

如何解決這個問題，兒童的早期開發、兒童的照顧、兒童的學前教育等都非常重要。解決兒童照顧和教育的問題，是緩解生育壓力的關鍵一環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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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TE中國玩具展始辦于2002年，由中國玩具和嬰童用品協會主辦，與CPE中國幼教展、CKE中國嬰童展、CLE中國授權展四展同臺，每年10月在上海舉辦，已經發展成為國際化、專業化綜合商貿平臺。經過18年的飛速發展，CTE中國玩具展已成為海外知名品牌集體選擇的展會，是廣東東莞、深圳、澄海、浙江云和、永嘉、山東青島、江蘇寶應、福建晉江等各個地方協會認可參與，著力推廣產區品牌的商貿平臺，更是海內外買家的展會。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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